【转】他是圣雄,也是奸雄

转自十五言,作者柳展雄,原文链接 https://www.15yan.com/story/iKlEzjrzKni/,转载授权:

无力吐槽无处不在的资源党……

以下为原文。


莫罕达斯 · 甘地

(1869 年 10 月 2 日-1948 年 1 月 30 日),被尊称 “圣雄甘地”,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过突出作用,同时是提倡非暴力抵抗的现代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但在另外一些记录中,他被认为是 “徒有虚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 导向了暴力活动。甘地的单一面孔随着诸种传记面世,开始变得丰富。


温斯顿 · 丘吉尔

(1874 年 11 月 30 日-1965 年 1 月 24 日),英国政治家,1940 年至 1945 年和 1951 年至 1955 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为了挽救帝国日不落,丘吉尔可以牺牲其他政治原则,反过来,谁想拆散大英帝国,谁就要承受丘吉尔的攻击。


乔治 · 奥威尔品藻人物向来犀利独到,甘地死后备极哀荣,奥威尔却称他徒有虚名,性格偏激,“非暴力思想” 导向了暴力活动。如同三国演义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媒体对甘地一边倒的盛赞,反而使人滋生疑虑:一个长期从事政治的人,真可以避开党派纷争,出淤泥而不染?

学者阿瑟 · 赫尔曼搜检浩瀚的书信档案,揭示出圣雄更复杂的面相。早在奥威尔之前就有异议之论,印度总督韦维尔对甘地的评语是 “思想狭隘”“刚愎自用”,贱民领袖安姆贝加尔称他的言行是弥天大谎,最激烈的攻讦来自于本书的另一位传主——温斯顿 · 丘吉尔。

帝国主义的荣辱

双人传记是个稀有题材,极其考验作者谋篇布局的能力,需要娴熟运用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的手法,一位主人公的事迹告一段落后,无缝衔接到另一位身上。启蒙编译所近年出版的《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均为难得佳作,《甘地与丘吉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位传主是政治上的死对头,而且一生中仅见了一次面。

1906 年甘地请求撤销南非的 “黑色法案”(内容是歧视、管制印度裔居民)来到伦敦。经过两次白人之间的战争,布尔人(荷兰殖民者的后裔)战败,向维多利亚女王效忠;不列颠政府为了安抚情绪,给予布尔人自治权,包括了制定种族歧视法案的权利,尽管这违背了大英帝国的道德原则。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自认为负有道义责任,建起殖民统治不单纯是抢夺市场、原料产地,也是照顾保护亚非落后民族。

英格兰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统治印度,因为印度人不具备自治能力,需要女王的家长式管理。他们也确实做了不少社会改良,废除烧寡妇的陋俗,保护贱民等低种姓人群。相比之下南非白人狭隘排外,不与黑人、亚裔住同一个小区,不在同一间餐厅吃饭。“黑色法案” 提出后,时任殖民部副大臣的丘吉尔,在办公室里接见了甘地,交谈几分钟,此后双方再未谋面。殖民部权衡再三,决定通过法案迎合布尔人,此举既牺牲印度子民的利益,也牺牲了自身的道义良心。

阿瑟 · 赫尔曼指出:为了挽救帝国日不落,丘吉尔可以牺牲其他政治原则,容忍南非的种族主义者,跟工党激进分子握手言和,甚至跟斯大林达成协议。反过来,谁想拆散大英帝国,谁就要承受丘吉尔无情的攻击。

作为印度人的精神领袖,甘地首当其冲, 丘吉尔对他的称谓是 “煽动家”“裸体托钵僧”,指责他奸诈,暴戾恣睢。某种程度上,丘吉尔是对的,只有少数几人看破 “非暴力运动” 的本质。

非暴力真的非暴力吗?

甘地有很多 “非暴力” 言论,有些话迂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他发表声明,敦促非洲人民要 “任人宰割”;纳粹反犹屠杀的事情曝光后,甘地建议,犹太人主动把脖子送到刀口,来唤醒德国人尚存的良知。

抗战时期,甘地建议中国秉持非暴力信念,放弃武装抵抗, 任由日本人占领侵略

这些奇谈怪论很早就被历史学家挖掘出了,阿瑟 · 赫尔曼的书里则显示了甘地自负、傲慢的性情。在某场谈判中,总督韦维尔曾解释,没有英军维持秩序,印度各族会互相残杀,结果甘地握着拳头敲打桌面,吼道:“既然无法避免血流成河,那就给印度来一场血浴。”

在英印各方的第一次圆桌会议,甘地因未收到邀请,悻悻地评价:“剧场要上演一出《哈姆雷特》,主角王子却没上台。” 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王子哈姆雷特。1931 年召开第二次圆桌会议,政府终于邀请了甘地。首相麦克唐纳在开幕词引用圣经的句子 “狮子要躺在羔羊身旁”,期望各方和睦相处,但他自己都不能辨别,谁是羔羊谁是狮子。

对待自己的信徒,甘地要求非常严苛。单纯从理论而言,非暴力运动要求民众坦然接受警棍、实心弹的镇压,只有真正内心坚强的人才做得到。非暴力者承担了世间的罪恶,能媲美耶稣受难的大无畏精神。

问题是,一个识字率不到 15% 的民族,能理解深奥的说教么?1921 年甘地号召一次全国性的非暴力运动,结果却演变成打砸烧抢,孟买的暴民横行于大街小巷,点燃小轿车、有轨电车,砸碎商店的橱窗,将之洗劫一空。1942 年非暴力运动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全国共有 750 座政府大厦遭到破坏,警民冲突中 2500 人受伤。而甘地早就预料到这么大的牺牲:“在抵抗英国统治的过程中,即使 100 万人因此而英勇就义,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总督以煽动暴力罪将甘地关起来,又不敢强硬对付这个瘦弱的老头。狱方给他各类报纸,配了一个秘书代处理文件,还有医生 24 小时保健服务,他想吃什么菜,政府都按需提供。学者保罗 · 约翰逊对此发出刻薄的评论:甘地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盎格鲁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

甘地在监狱里还能用纺车

甘地死于甘地主义

事后诸葛亮地看,真正给以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是德军日军,甘地追随者的示威骚乱只是小打小闹。1921 年、1942 年的两次大型不合作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除了甘地外,国大党已经别无领袖可追随。

近代以降,印度独立之路分为温和改良、暴力革命两条路线,改良派陷入议会清谈馆无休止的吵闹,丘吉尔率领部分保守党人挫败各项自治提案,直到 1937 年才放开省一级的选举。革命派则至始至终占少数,他们铤而走险刺杀政要,但是每刺杀掉一个英印政府的官员,就有下一个官员替补,“革命之父” 提拉克晚年感到绝望,放弃了斗争信念。

甘地应时而生,留居南非期间,他创造性地发明出非暴力抗争模式。首先精心培训一帮 “敢死队”,他们在警察殴打之下,勇敢赴死,绝不还手;其次配备后勤医疗队,给前线有生力量补血;最重要的是,邀请外国记者亲临现场。当不合作运动发起后,如果警察果断压制,那么英国会遭受国际舆论声讨;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暴力丛生,政府威信扫地。这套把戏对付布尔种族主义者不行,给英国绅士添乱,绰绰有余。奥威尔指出,甘地能成功不是他有多高明,而是对手太人道,如果换成苏联情况就两样了。

古拉格集中营的遇害者

实际上受暴行伤害最大的不是白人,当公检法受冲击后,印度教徒跟伊斯兰教徒仇杀,高种姓跟贱民仇杀,即便没有英国统治,印度本身的族群矛盾将会撕裂自己,甘地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唤起原本不问国事的庶民。

之前无论革命、改良,都属于精英小圈子的内部活动。就政治理念而言甘地极其保守,他多次谴责工业化的弊病、消费社会的堕落,提倡苦行灵修,反对任何现代器物,妻子患病快死时,甘地坚拒给她打青霉素。但在政治实践上,他表现得如同雅各宾派、列宁主义者,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轻蔑代议制政体,直接向普罗大众发出诉求。具体到印度,宗教是动员人民最有力的武器,首陀罗不能理解西化知识分子那套道理,只听得懂神道劝谕,底层百姓把甘地当作毗湿奴第十个转世化身,加以顶礼膜拜。

群众的力量一旦解除封印,释放出瓶子,就无法再收回。真纳极力抨击,国大党煽动群众的做法无异于法西斯。作为英式宪政的爱慕者,他厌恶民粹手段;作为世俗化的穆斯林,他害怕印度教沙文主义。甘地本人也清楚这点:“我知道,政府唯一害怕我的,只是貌似在我控制中的民众。但英国人决不知道,我其实比他们更害怕。” 因而他一面呼吁起民众的热情,上街游行,另一面又对他们的街头牺牲表示冷漠,颇有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的意味。安姆贝加尔就觉得圣雄对贱民是假惺惺的怜悯,斥责他表里不一。

真纳,后来成为巴基斯坦开国总理

如果没有丘吉尔的阻挠,印度的政治精英早早获得自治权,或许就不会投靠危险的甘地路线。议会斗争也好、群众革命也好,最终目的都是民族独立。甘地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摆脱外来统治。他不蓄私财,很少照顾妻子儿女,奉公而不顾家,最终为祖国献出生命。

1948 年英国打算从印度分割出巴基斯坦,甘地说,你们这是在分割我的身体。他打算把印度总理的位子出让给真纳,以求得国家不分裂。印度教极端右翼分子刺杀了他,刺客认定甘地已经叛变,向穆斯林投降变修。甘地煽起民粹狂潮后,一波比一波激进,葬送了妥协的可能性,终于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


由于纸媒版面限制,很多内容没有展开,比如甘地原本是西化精英,为何转向传统价值观;丘吉尔的保守派本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可能苏联对他的评价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而不是英雄伟人。

文 / 柳展雄

平成二十九年风月

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转】他是圣雄,也是奸雄”的3个回复

  1. 只是我个人对孙先生有一些看法罢了,以上这半副对联是他负面评价的一部分而已,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找。我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其实每个所谓的伟人都差不多,你说的甘地和我说的孙先生现在看来我们似乎都知道了一些他们的另外一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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